日本首相更替頻繁的原因 — 制度篇

自民黨黨總裁選舉已經正式完成，「令和大叔」菅義偉取得絕對多數票獲勝，接替安倍晉三出任新一任自民黨黨總裁，預計稍後經由自民黨主導的國會提名及表決後，將會接任首相一職。

自2013年（準確是2012年12月26日）開始，安倍晉三一直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下稱首相）一職，但回顧歷史，在安倍第二次上任之前，日本首相一職變更頻繁，換人的頻率可謂世界第一，到底是甚麼原因？

當時的政治環境、社會狀況當然是一大影響，但若然只是因為上述原因而導致，並不足以解釋何以日本首相變更頻繁的情況是維持數十年以上，而很多位首相的任期都僅有一年多，甚至不足一年。

這次我會從集中說明制度上的原因，簡單分析相關制度如何影響日本首相任期的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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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上來看，需要先理解的是最基本的政治體制。

日本採用的是議會制，同樣採用議會制的國家有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其中意大利總理一職亦更換頻繁，但這次就不在此詳細研究。

在不同的議會制國家中，大都採用兩院制，簡單來說是參議院（或上議院）和眾議院（或下議院）。參議院往往是沿自舊有貴族為保留其權力而來，但隨着民主政制的發展，普遍亦已經透過民主選舉選出，而眾議院則為大眾的政治代表，亦普遍同樣由民主選舉選出。因此，大部份採用議會制的國家，為表現民主精神，眾議院的議席數目往往較參議院多，權力亦較大（部份採用議會制的國家，參議院甚至只有一些象徵性權力），參選門檻（若有不同）亦相對較低。

而在日本，根據憲法規定，首相是從國會中由國會議員選出，國會則由參眾兩院組成，其中眾議院有465席，參議院現時則有245席。因此兩院的選舉自然就成為了能否出任首相的關鍵。

不過在日本的歷史中，自日本戰後重新立憲以來，首相均由眾議院議員出任，這已經形成了一種憲政慣例。另一方面，眾議院較參議院有更多的權力，其中包括「預算先議」及「內閣不信任決議」兩項較高的權力；以及眾議院在首相指名、預算議決、條約承認及決定會期上的議決都有優先權，即兩院未能得到共識或參議院未能表決時，以眾議院的議決為最終決定。另外，在法案議決上，若參議院否決眾議院通過的議案，眾議院可以再次進行表決，若獲得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即自動立法。

由此可見，在制度框架上，日本的兩院制和其他國家的兩院似乎沒有大分別，但其實日本的參議院和外國的參議院比較起來，日本的參議院權力較大。以法案表決為例，上述提及的「再表決門檻」是眾議院的三分之二多數，這其實已經是高難度的門檻了。即使在香港這明顯偏向建制的立法會選舉模式中，政府要取得三分之二多數亦不一定有，更何況是日本這更民主的制度了？單從這一點上來看，說參議院其實擁有「法案否決權」亦不為過。因此，在日本當首相並不能只重視眾議院，同樣需要留心參議院，亦間接導致參議院選舉同樣成為日本首相更換頻繁的其中一項制度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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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選舉

參議院議員任期為6年，議席總數暫時為245席（因參議院選舉進行改革，於2022年改選後會增至248席），每3年改選一半議席，由「選舉區制」和「比例代表制」並立形式選出。

由於參議院擁有上述提及近似法案否決權的權力，因此若執政黨未能掌控參議院，施政會同樣困難。因此即使是參議院選舉失利，首相不辭職施政也會變得有難度。1998年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正是因為參議院選舉失利而辭職，而2010年時任首相菅直人在接任首相一職一個多月就帶領民主黨參與參議院選舉，結果失利。雖然他沒有辭職，不過接下來一年的施政亦舉步維艱，最終亦在2011年9月離任，由野田佳彥接替。

由此可見，即使參議院的組成並不如眾議院般，如此直接影響現任首相，但參議院不願配合的話，政策及法案難以落實，政府實在難以施政，從而令民望下跌的話，下一次的眾議院選舉，首相所屬政黨也會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所屬政黨也不會願意看到這情況之下，首相辭職往往是其中一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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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選舉

眾議院議員任期為4年，議席總數為465席。1993年選舉改革之後，以「小選舉區制」及「比例代表制」並立形式選出。眾議院設有解散制度，首相有權在眾議院任期未完成前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由於首相往往是來自眾議院，而且眾議院議員人數佔國會超過一半的情況下，眾議院解散基本上等同重新選出首相及重新組閣。

在日本的眾議院歷史中，自二戰後制定《日本國憲法》之後，於1949年進行第一次重新立憲後的眾議院選舉，直至2017年安倍解散眾議院舉行的選舉，前後合共25次選舉當中，只有1976年的第34回眾議院選舉是因為完成任期而舉行，其餘24次皆因時任首相提前解散眾議院而進行。即使把戰前的23次眾議院選舉計算在內，也只有5次眾議院選舉是因為上一期眾議院議員完成任期而舉行。

由此可見，日本的政治形勢自古以來都充滿變數，而同一派系內的鬥爭亦為其中一大重點，當遇上難以順利施政的情況時，日本首相選擇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往往是他們常用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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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領導選舉

然而，除了上述兩項選舉外，還有一項選舉會影響到首相之位，那就是執政黨的黨領導選舉。以今次為例，安倍晉三辭職後所舉行的選舉，正正是自民黨黨內的黨總裁選舉。自民黨規定黨總裁任期為3年，而總裁、首相（內閣總理大臣，簡稱總理）兩職分離（「總總分離論」）並無落實的情況下，即使當時為時任首相也好，到了黨總裁任期屆滿，當然要舉行總裁選舉，但由於同時身為黨總裁及首相，若時任首相在黨總裁選舉落敗，首相亦要辭職。儘管上一次發生這情況時已經是1978年的福田赳夫，但這的確會影響首相的任期長短。

同時，自民黨以前亦規定，黨總裁只可連任最多一次，即合共兩次任期，而1978年至2003年間黨總裁任期更只有2年。可見在此段時間當中，其實自民黨總裁最多亦只可能執政一個完整的眾議院任期（4年），因為黨總裁一職連任一次就是4年了。以小泉純一郎為例，他於2003年完成第一任黨總裁職務，然後連任一次直至2006年卸任。儘管他本人民望高企，但他也只是出任了五年多的首相（當中也有他本人不願延任的意願影響）。

此外，黨總裁任期時段和眾議院任期會錯開的情況下，眾議院任期中更換首相就基本是鐵定的事。因此，自民黨成員對於能否完成首相任期抱有一種較淡然的態度也是能夠理解，進一步亦不難理解為何他們會繁頻地解散眾議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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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原因，以自民黨為例，儘管在日本長年執政，但單論選舉而言，首相能否續任需要面對三頁不同的選舉。

1. 參議院選舉（每3年一次、上次為2019年）
2. 眾議院選舉（理論上為每4年一次，上一次為2017年）
3. 黨總裁選舉（每3年一次、剛完成）

基本上，首相在任期內，每一年都要面對一次有機會令自己離任的選舉。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不難明白為甚麼日本首相一職會經常換人，時任首相亦不時會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了。

安倍離任，繼任者會是誰？

（本文於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許首次刊於本人個人fb，當時安倍正在召開相關記者會，因此內容主要以當時資訊為主。）

根據正在舉行的記者會最新消息，安倍已正式宣佈將會辭職。

（記者會更新：據了解，安倍會留任至新首相人選決定後才正式辭職，因此副總理麻生太郎應該不會出任臨時代總理。）

（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時更新：麻生太郎已明確表示不會參與下一任自民黨總裁選舉，某程度上亦即放棄爭取出任首相一職。）

安倍作為日本明治維新立憲以來，出任首相累計日數最長的一人(截止八月二十八日為3171日)，其個人政治能量本就不可能因為退下來而消失。加上其背後長州藩的龐大政治勢力(長州藩，即現今山口縣，日本本州最西邊的縣)，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安倍的主張及政策仍會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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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州藩的政治能量由日本明治維新採用立憲制時已經十分強大。

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正正是該年代長州藩的代表人物，而另外兩位前首相，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以及外叔父佐藤榮作，同樣為長州藩勢力的代表。

而在日本首相在任時間中的前四名中，除去上述已經提及第一名的安倍之外，佐藤榮作以2798日排名第三，伊藤博文以2720日排名第四。另外排名第二、在任日數2886日，同屬長州藩的桂太郎，亦是伊藤博文被暗殺後的接任人。無論從人數還是任期長短而言，長州藩的政治能量，在更替頻繁的日本政界，是明顯強於其他派系。

發足自長州藩的勢力，乃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一直主導日本政治的勢力。二戰之前基本上都是長州藩及其友好勢力的代表擔任首相，二戰之後則以政黨形式及其影響力一直在幕後主導日本政治。

由此可見，即使安倍退下來，相信日本政治形勢亦不會有大改變，但部份政策的取態或許會有變化。其中最重要三部份，分別是修憲、經濟以及外交政策，而之後的走向如何，就要視乎到底誰人會接任下一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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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安倍近月的支持度亦正在下滑。儘管他早已表示今次任期屆滿後不會再續任首相，但現在以健康為由請辭，亦是一次果斷的決定。在自民黨未到達會失去政權的臨界點前退下，明顯是另一個充滿政治智慧的決定。

早前安倍改革，把現時人氣高企的小泉進次郎招入內閣，足以顯示他的政治智慧及敏感度。若今次借勢以健康為由退任屬實，得以保持其強大影響力，繼任人選勢難在政策上作出大改變。

安倍辭職屬實，那麼到底會由誰接任？

1. 現任副首相及財務大臣麻生太郎

麻生是現任副首相，亦曾有首相經驗，作為下次議會選舉前的首相，維持現在政策本是一個不錯的人選。然而，麻生已年屆79歲，而且他出任首相之後的選舉，正正是自民黨大敗的一屆，這兩點都是令他未必能接任自民黨總裁及首相一職的原因。個人相信不可能是由麻生在臨時代理任期以外當上首相，而根據安倍在記者會上的說法，他應該會留任至新一任自民黨總裁選出為止，如是者麻生是不用出任代理首相。

2. 現任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菅義偉作為日本政界的第二號人物，其實權較麻生太郎更高更重，亦更得安倍信任，同時他較麻生年輕8年，亦是其較麻生更有優勢的因素。更甚的是，他是時任內閣官房長官，在日本首次天皇在生時退位負責發表新年號，「令和大叔」因此而在民間人氣大升。若安倍只想穩定地把現行政策維持至明年的換屆選舉，菅義偉其實會是最理想的選擇。然而菅義偉偶有過於武斷的發言，以及過於強權的作風，是他的最大缺點，而且菅義偉自己曾明確表示他無考慮任何「後安倍」的事情，並因了解自己而沒有考慮出任首相，且看看安倍真的「中退」的情況下，菅義偉會否改變心意臨危受命。

3. 前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現自民黨政策協調會長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三代均為眾議員，且與前首相宮澤喜一為親戚，算是現今自民黨內的中堅勢力，一直被視為安倍的接班人。然而，他較安倍更為鴿派的立場，以及一直未能樹立明確公眾形象的缺點，在現今政治局勢下，或會令他很難更進一步。

4. 前外務大臣、現任防衛大臣河野太郎

56歲的河野太郎父親河野洋平為前自民黨總裁、眾議院議長，叔父河野謙三亦曾任參議院議長，本身亦有一定政治能量。從他出任外務大臣時對韓作風，以及一直以來的表現及受訪回應，可以看到其作風相對強硬，或較適合現今政治形勢，但其年紀或會成為一大考慮因素。現時接任的話，形勢相對困難亦較難發揮，且河野累積仍有不足。若河野現時上任，或許會令他長遠的政治前途受到負面影響。

石破茂自從上次挑戰安倍失敗之後，黨內及政府內都已經沒有重要職務，現時主要靠地方宣傳維持人氣，但黨內仍然是不受歡迎，難以在黨內取勝。

至於小泉進次郎的確人氣很高，特別是年輕群眾中的支持率很高，但在傳統論資排輩的日本政界當中，他是很難這麼早就上到首相大位。而且正如上述的說法，現時政治形勢對接任首相者其實是很困難的狀況，這一年稍有失誤，明年大選很可能就沒有機會。對過於年輕的小泉而言，和河野一樣，對他的長遠政治發展有負面影響。

《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立法會法案委員會「雙胞」風波

近日，立法會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一連串風波，在此分享一下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的意見(斜體字)，並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1. 內會今次的處理方法不夠好，因為議事規則講明，在法案委員會選出主席前主持是由最資深議員擔任。內會可以是先出指令給法案委員會，說開了兩次會都未能產生主席，指令幾時幾時要選到主席，而不是在沒諮詢之下，就直接換了主持。

黃宏發很客氣，在我看來就不只是不夠好的問題，而是內會根本沒有這權力，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內會只能夠向法案委員會發出「指引」，「指引」一詞本身就不包括「必須執行」的意味，即有關「指引」應要經有關法案委員會商討是否落實後方可作實。

法律文件字詞必須準確無誤，如果內會有相關能力直接要求甚至代替法案委員會執行有關決定，相關決定的字詞應採用「指令」或是「守則」而非「指引」。

2. 內務守則有條文，說可發信給委員，但是要過半數人同意、沒人反對之下，才不用交上會討論。這個意思是：如有一個人反對，也要交上會討論，由個會決定，不是by circulation就可以。而且必須全部委員回覆同意，方可以by circulation的形式通過，不回覆也不可以。

立法會的其中一項功能是監察行政權力，如果有任何一個議員覺得有不妥當的地方，也要交會上討論，相信這一點應該很易理解，自然就不可能接受未經討論或全體同意的任何決定。表決是一種方式，用以平衡民主精神以及處事效率之間的矛盾，因此表決需要在討論後仍無法達成一致共識時進行，反過來說，當未有一致共識時，應給予各方表達意見的機會，這一點是無容置疑的。

3. 涂謹申做法合憲。因為法案委員會已成立，只是未選出主席。議事規則有說明如何選主席，主持選舉者就是議會內最資深的議員，那就是涂謹申。秘書處的做法、秘書長陳維安的解釋，是不通的。既然兩次會議選不出主席，咁情況下，最資深議員就繼續主持會議，直至選出了主席為止。

建制派表示，根據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主持選舉主席的權力只在相關委員會首次會議時出現，及後並無說明在首次會議未能選出主席時安排，是一種權力真空，因此可以透過較法案委員會高一級的內會來發出「指引」，我個人認為這是帶有十分嚴重錯誤的理解。

錯誤在於，根據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法案委員會在未有選出主席的情況下，理應是由排名最高（即最資深的議員）主持會議。大家可以參考以下條文考慮，我會引用相關條文說明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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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方先列出所需要參考的條文：

(i) 立法會內務守則第1A(b)條：立法會主席的選舉須於立法會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根據《議事規則》第12(3)條（即宣誓）結束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早進行。

(ii) 立法會內務守則第20(b)條：立法會每屆任期首個會期的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須在委員會於該會期內舉行的首次會議上進行。內務委員會在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由立法會議員中排名最先者負責召開。 

(iii) 立法會內務守則附錄IV第2條(a)：就內務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而言 — 如選舉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內務委員會或事務委員會首次會議上舉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iv) 立法會內務守則第21(e)條：法案委員會的主席須由該委員會的委員互選產生。委員會亦可選出一名副主席。正副主席的任期至法案委員會結束運作為止。選舉正副主席的程序載於附錄IV。委員倘提名缺席的委員候選主席或副主席一職，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受提名。

(v) 立法會內務守則附錄IV第3條(a)：就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而言 — 凡在有關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選舉主席，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vi) 立法會內務守則附錄IV第3條(b)：就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而言 —  凡進行選舉填補主席一職的空缺，副主席(如有的話)須主持選舉。如有關委員會沒有副主席，又或副主席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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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條文，我會作出以下的理解：

首先是根據立法會內務守則第20(b)條及內務守則附錄IV第2條(a)
有關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的部份：
1. 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須在內務委員會於該會期內舉行首次會議進行。
2. 內務委員會的首次會議由立法會議員中排名最先者（即最資深議員）負責召開 。

然後是根據立法會內務守則第21條有關法案委員會的部份，相關部份只有第21條(e)是和法案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程序有關，內文並無明確指出必須於首次會議執行正副主席選舉。同一份法律文件內，就相同概念是會採用同一寫法以免混淆。因此，根據內務守則20條(b)及第21條(e)的不同，我們可以理解為法案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並不是必須於首次會議內執行。
因此在首次會議仍未能選出主席時，選舉程序仍須於及後的會議中進行。

接著是根據立法會內務守則附錄IV第3條(a)，在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選舉主席時，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即最資深議員須主持會議，因此有關委員會首次會議由淘謹申主持是合乎所有規定，這點各方都同意。

然後就到了是次問題的關鍵點，就是在第二次及之後的會議，如須進行正副主席選舉的相關程序是由誰人負責主持會議了。原來根據立法會內務守則附錄IV第3條(b)規定，就法案委員會而言，「凡進行選舉填補主席一職的空缺」，即未有主席而須透過選舉選出主席的情況下，是由「副主席(如有的話)須主持選舉」。但由於副主席在法案委員會並非必然常設，因此後續進一步規定，「如有關委員會沒有副主席，又或副主席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按上述條文，在這次法案委員會的首次會議由於未能選出主席，因此要在第二次或之後會議中須進行「填補主席空缺」的選舉，因此就要按立法會內務守則附錄IV第3條(b)的規定，由副主席(如有的話)或出席議員中最資深的議員出任，即涂謹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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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另一論點是，涂謹申只是作為主持選舉的議員，並無等同於會議主席的權力。對此我亦認為建制派的理解有很大問題，而且及後更有可能在立法會內引伸出更嚴重的對抗。

首先，有關法案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是屬於會議的一部份，因此主持選舉的議員在選舉程序進行之時(包括前期導入選舉的時段直至選舉結束公佈結果後交接的時段)，主持選舉的議員理應擁有「主持會議」的權力，否則就是不承認有關選舉是會議的一部份。若有關議員擁有「主持會議」的權力，根據法案委員會主席手冊第1.11條(c)列明，涂謹申在會議內所行使的權力並無超出其權限。若建制派認為有關選舉並非會議的一部份，則產生的問題更大，一位並非從有關委員會選舉出來的主席，是否有權力去主持該委員會呢？

從另一方面去理解，假切認同涂謹申只是作為主持選舉的議員，那麼同理的情況下，主持立法會主席選舉的立法會秘書長、主持新會期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的最資深議員，同樣沒有相關權力，到時候只要以激進行動癱瘓選舉過程，立法會就完全不能運作了。

九龍西立法會補選

距離311補選後的八個多月，九龍西再一次迎來另一場立法會補選。兩次補選相差時間很短，把兩者直接比較較和換屆時比較相信能得出更有效的結論，因此這次就嘗試比較一下311和1125兩次補選的情況。

總票數方面，建制派只較上次補選少了約一千票，在分析上大概可以把這十萬票視作建制派的鐵票，無論是誰出選，只要是建制派的代表就可以拿到手。

另一方面，李卓人取得的九萬三千多票亦可以簡單視為傳統民主派的鐵票，而馮檢基取得的約一萬二千票，正正是李卓人和姚松炎之間的得票差距。若馮檢基不出選，這一萬二千票會流到李卓人的手中嗎？這問題相信除了選民自己以外沒人能回答，不過若說馮檢基的出選完全沒搶到李卓人的潛在票源，這明顯是說不通的。（然而更說不通的當然是「結果論」般說，兩人合起來也不夠贏，因此不存在「鎅票」的說法。）

若以簡單二分法，最合理的計算就是把馮檢基所得選票亦歸入民主派的一方，而陳凱欣所得選票則屬於建制派的一方。那麼是次補選和今年三月的補選在選民投票率以及兩方總得票數字均若約，可說是整體格局不變的情況。然而，其實無論是李卓人還是馮檢基，和姚松炎的票源是否有所不同，則屬於值得研究的一部份。

今次補選，選管會在油尖旺區設立了18個票站，在數目和地點上均和311補選完全相同；而在深水埗區的25個票站中則有5個改變了地點，但距離均在五分鐘路程內；九龍城選區則在聖匠小學(G14海心)加設了一個票站，從票站位置及投票數字來看，獲分配該票站的選民在311補選中應該是分別獲編配至土瓜灣體育館(G02馬坑涌)及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G03馬頭角)兩個票站投票的，此外亦有三個票站改變了地點，包括啓德北(G12)及啓德南(G13)的票站位置改變令分佈更合理。因此，在筆者認為在分析時，除了要合併考慮G02、G03及G14的情況外，大致可以忽略票站位置對選民投票意欲的影響。

如上所述，筆者在分析票站投票結果時，會把今次的G02、G03和G14票站結果合併計算，並和G02及G03的合併票站結果作比較，因此合共71組票站投票結果可作比對。

在71組當中，有29組投票數字有所增長，其中包括啓德北及啓德南兩個一直有居民增長的選區，其餘有明顯投票人數增長的選區則大部份集中在深水埗，而僅次於啓德南523人增幅的三個選區，就正正是馮檢基的根據地麗閣(F10：增幅為461人)、民協成員楊彧出任區議員的荔枝角南(F12：增幅為357人)，以及石硤尾選區(F04：增幅為325人)。另外其餘六個由民協成員出任區議員的選區（F01寶麗、F05南昌東、F08南昌西、F17荔枝角北、F19李鄭屋及F22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當中，除了F19李鄭屋選區以外，其餘選區的投票人數均有所增長。進一步細看由民協當區議員的七個選區，加上F10麗閣來看，馮檢基在此八區的得票率明顯較平均優勝，可見馮檢基的出選對民協支持者而言明顯有影響力。

不過這是否代表馮檢基就「鎅」走李卓人的選票呢？假如李卓人和馮檢基所得選票均是來自泛民的基本盤，那麼馮檢基得到的選票理應來自當時支持姚松炎的選票，然而當時姚松炎在此八區的得票卻全部低於這次李卓人和馮檢基合計的選票，難怪311當時有聲音怪責民協沒盡力替姚松炎助選呢。由此可見，與其說馮檢基是「鎅」了李卓人票，似乎說馮檢基把上次沒投票的選民拉了出來投票更合理。

除了比較投票人數以外，當然要比較雙方陣容的得票在不同票站的改變情況。

就建制派而言，陳凱欣在71組當中有4組是有過一百票的票數增長，分別是F12荔枝角南(218票)、F18元州及蘇屋(107票)、G13啓德南(324票)及G23愛民(123票)。其中啓德南是因為人口增長而令雙方陣營得票均有明顯增長（得票增長多於100票），但在四區當中，其中三區建制派的增幅是明顯高於民主派，G23愛民選區更是出現民主派票數微跌、建制派上升的現象，數字上更剛好是民主派跌票加新投票人數等於建制派增幅。

就民主派而言，若以李卓人得票獨立計算，當然絕大部份所得票數均有明顯下跌（71組中69組下跌，餘下兩組是因為人口增長而令得票增加的G12及G13）。若進一步比較李卓人的得票變化和總投票人數的變化，71組只有4組李卓人得票是相對地有增長的，即李卓人得票變化較總投票人數的變化為佳（例：F03南昌北選區，李卓人得票減少了131票，但總投票人數減少了156人，相對而言民主派表現有進步），而4組當中最理想的一組亦只為+25（上述例子）；若加上馮檢基的選票計算，71組中則有45組是有增長。由此可見，若把馮檢基的得票視作民主派的得票計算，整體而言今次表現是稍勝於311補選的。

若再詳細按選區特質分析，可以見到無論是李卓人還是進一步加上馮檢基，在中產選區的得票明顯有所下跌，相反在基層選區的得票則有所上升。這一點的原因很顯淺易見，筆者就不在此作詳細分析了。

台灣九合一選舉2018—白色力量超越藍綠，柯P能否問鼎總統？

台灣九合一選舉，整體而言民進黨大敗、國民黨大勝；台北方面柯文哲在藍綠夾擊的情況下，以三千多票僅僅擊敗丁守中，高雄方面陳其邁則慘敗於韓國瑜。

整體而言，今次國民黨大勝的情況，並不代表國民黨有做得多好，只是因為選民對執政民進黨不滿，而投票予藍營懲罰綠營，就像以前藍營當政做得差時綠營大勝一般。今年的政治議題不算炒熱，反而公投的「同志議題」炒得更熱，因此懲罰執政黨的取態更明顯。

高雄方面，被喻為「一人救全家」的韓國瑜，自己當他很反感，並不討論藍綠立場的情況下，韓在選舉論壇上的表現實在令筆者難以明白為何他可以取勝，更遑論是以超過十萬票的差距大勝。

台北方面，柯文哲和丁守中兩人在開票之後一直叮噹馬頭，最後以三千多票險勝，更因為有未投票已經開票的情況下，丁守中申請查封並重點，甚至申請選舉無效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不過，藍營真的有勝算嗎？丁守中這次得票率，和四年前國民黨的得票率，剛好是相同的40.8%，實際總票數則由接近61萬逆向下跌至不足58萬。柯文哲2014年時有綠營加持下取得85萬多票(57.2%)，今次則有58萬票(41.1%)，若加上綠營在台北市取得的約24萬5千票(17.3%)，雖然在總票數有所下跌，但得票率反而上升了約1%。可見即使在綠營執政差劣的影響下，在有第三選擇的情況下，藍營的得票仍然没有大變動。

從上述兩點情況可以反映，台灣的藍綠陣營對立並不似美國的兩黨般明確，中間派所佔的比例比較大，但中間派卻仍不見得以候選人的表現來判斷投票，仍然以陣營來考慮，所以在欠缺第三選擇的情況下，中間票的流動會令選舉結果變動很大，但在第三選擇有勝算的情況下，就會流向第三選擇。

選前有分析指「小野事件」是導致柯文哲的選情如此艱難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淺藍票會回歸藍營，但從選舉結果來看並非如此。其實在2014年時綠營不參選支持柯文哲，當時會投柯文哲而不投藍營的票，真的不知道綠營和柯的取態嗎？相反，「小野事件」更令柯文哲多了一個「表演」的機會，更明正言順的由強勢轉弱勢，催谷支持者出來投票的理由更明確。選舉始終是弱勢的為有利這一點，相信各位候選人都很了解。

那麼，白色力量真的可以超越藍綠，甚至於2020挑戰總統寶座嗎？單從台北市來看是很困難的，在失去綠營的支持下，柯文哲難言穩勝就明顯是反映這件事不可能了。另外從高雄市的情況來看，民進黨少了約25萬票，而國民黨則增加了約一倍的45萬票，可見游離票保守估計都應該有35-40萬，可見藍綠雙方和中間的游離票所佔比重相差不遠。然而，在總統選舉時，兩邊陣營的支持者會更明顯地歸邊，因此柯文哲想要問鼎總統之位，在選舉結果來看還是很困難的。

不過，蔡英文的執政表現明顯難以令綠營維持執政，換人似乎是無可選免，但綠營當中有足夠政治力量的候選人暫時並未能看見，到時由誰人出選在中間票不少的台灣而言會有不少影響。藍營方面，韓國瑜勝選令他難以在14個月後就從高雄抽身選總統，而國民黨內同樣欠缺在選民層面上有足夠政治力量的候選人。

總結而言，距離14個月後的總統選舉尚有一段時間，藍綠陣營是否能找到一對合適的拍檔出選，是現時最關鍵的問題，而非柯文哲會否出選。至於柯文哲會否出選，在此時此刻除了他自己應該沒人知道吧。

從安倍訪華看特朗普對華策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終於正式訪華，表面上是日中關係破冰重回談判桌，然而背係卻是歐美集團在特朗普牽頭下，一連串針對中國的策略成功的必然效果。

　　先從表象看起，安倍晉三訪華一事可謂一波三折，因此看此次會談並不應該只看「現況」，而要從八月底開始看。早在今年四月，習近平已經直接邀請安倍於九月三日出席中國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儀式，然而安倍於八月底方明確表示不會出席相關儀式；當然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等反對聲音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其實各種因素均是可預見之因素，安倍是無需等到八月底才明確表示不會出席。另外，在是次訪華前夕，安倍雖然沒有親身出席，但同樣再次以首相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費，而中國今次亦不似往般發表評論敦促日本正視歷史。此外，在是次訪華前夕，日本亦正式宣佈停止對中國進行了四十年的「開發援助」。
　　面對上述三件事件，中國並無任何強硬回應，最強硬的回應可算是九月底在釣魚台（日稱尖閣諸島）海域放置浮標一事。面對如此事件，中國竟然不出一句反對聲音已屬罕見，更罕見的是，環球時報這中共半官方媒體更表示要和日本「共存共榮」，還真是回到了當年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時代。

　　然而，若進一步考慮中國一連串情況，就可以對此有稍多了解。早前「范冰冰事件」處理完成後，消息指懷疑身犯類似個案的其他人士，只要主動投案並繳納罰款則可了事，網民已經戲稱從此可見中共政府有多缺錢了。
　　從國際情況來看，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接連「經濟封鎖」中國，可算是徹底封鎖了中國對已發展國家市場的出路；中國數年前牽頭，以「金磚五國」名義成立的新開發銀行，原意就是要拉攏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企圖以龐大的人口基數去製造龐大市場，以數量對抗歐美等已發展國家的市場質量，數年下來效果如何，大家都能看得清楚。中國在「金磚五國」中已經是相對發展較為發達的一個國家，更遑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要將這類市場發展至能與歐美成熟市場抗衡的程度，中國要投資多少才可以？成效又是否真如預期呢？

　　日本背後是哪一個國家，相信就算平常沒有留意國際關係的朋友都會知道。安倍訪華前多項的小動作，中國均沒有強硬回應，可見中國實況是多麼惡劣。特朗普透過一連串的策略，目的並不只在於對付當下的中國，而是要長遠地壓制中國的發展，最適合的方法無疑就是把日本打造成為名實相符的亞洲第一強國，而不再只是美國的亞太地區的代言人。
　　為了達成此目的，在特朗普牽頭下，歐盟、加拿大、澳洲等成熟經濟體系接連制裁中國，「一帶一路」下不少國家又開始有「反中」的聲音此起彼落，中國「走出去」的策略接連受挫，而近年國內發展過急，欠缺國外市場的支援「接貨」的情況下，近年經常提及的「支爆」就似乎並非是「只聞樓梯響」的事。在此等形勢下，又豈到中國不屈服於「小日本」之下？
　　除此之外，「特金會」的成功更令中國未能徹底掌控北韓這張本來是應對美國的一張王牌；俄羅斯近年在普京領導下亦有意無意想從中共手上奪回社會主義領導國家的地位；面對特朗普多方位的圍攻，早年過到擴張的中共根本無從還手。在國外無法應對的情況，習近平在國內希望以更強硬手段去壓制及掌控國家，「新疆再教育營」、「正確聖經」等手段的強硬程度可謂前所未見，或許是一種洩忿的心理吧？

《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選區分界及名稱臨時建議》意見書

選管會早前發表的諮詢文件，就2019年區議會劃界進行諮詢。

以下連結為本人早前提交的文件，就全港十八區的劃界發表意見。

之前係其他平台發表，竟然忘記放在此，現在此分享，希望多多交流。

《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選區分界及名稱臨時建議》意見書

［馬後炮］從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看到了甚麼？

日本第48回眾議院選舉結果基本上塵埃落定，餘下只有佐賀及沖繩各一席，以及九州比例代表兩席因風暴影響而仍未有結果，但僅餘四席並不影響大局。自民及公明黨僅僅保住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控制眾議院。希望之黨同立憲民主黨各取大約五十席。共產黨只能保住一半議席，日本維新會的議席數目亦只能僅僅保住雙位數的十席。

http://www.nhk.or.jp/senkyo/database/shugiin/2017/index.html
安倍提前大選，表面上的目標是要在小池新黨未成大氣候的情況下，保住執政聯盟三分之二的絕對優勢。（另有說法是要保住過半數，但其實過半數保不住的可能性暫時還很低。）但實際上是否如此，還有另有目的？
超強颱風蘭恩吹襲日本，對選民投票意欲有所影響。詳細看每個細選區的得票，其實有不少選區不同候選人得票相差很少，投票率的高低足以影響勝負。特別是日本維新會的重鎮大阪，維新會在大阪19區中參選了15區，只勝出了3區。然而在餘下12區中，惜敗率（即落敗候選人得票為勝出候選人得票的百分比）高於90%有6人，高於75%的則有10人，可見大阪戰況之激烈，亦由此可見今次選舉投票率的影響力絕對不少。
另一方面，前原誠司帶領的民進黨以統一戰線對付安倍政權為由，在今次選舉想與小池百合子合作，讓民進黨成員以希望之黨的名義出選，卻因為小池方面不願意「全面接收」所有民進黨成員，結果導致民進黨分裂。枝野幸男瞬間成立立憲民主黨，海江田萬里、菅直人等重量級人馬亦轉投新黨，而前原誠司面對此進退兩難的局面，最終只能當「殘留派」以無黨派身份出戰今次選舉，而「殘留派」當中還有岡田克也、野田佳彥、平野博文這些民進黨的重量級成員。
然而，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為「選區直選」及「比例代表」並立制，選民除了投票給選區候選人外，另有一票投給政黨，而議席分配則分別由選區直選產生，以及按政黨得票百分比分配的比例代表制產生。這選舉制度有利大黨而不利小黨，因此民進黨的分裂可以說是與選舉機制的設計背道而馳，在「先天」上已經棋差一著。
那麼民進黨的分裂背後有甚麼原因？難道前原誠司、小池百合子、枝野幸男等人不知道這樣分裂必然在比例代表制上失利？這不可能的吧，這其中就有很多不同的細節可以研究了。
先說說民進黨內部，今年7月的東京都議會選舉中，小池百合子帶領都民第一會大勝，重創自民黨和民進黨在都議會的勢力，蓮舫亦因此而辭職。接任的前原誠司正正是在黨代表選舉中擊敗枝野幸男而上任，可以說是埋下了民進黨分裂的伏線。今年9月，北韓核試令東北亞形勢緊張，安倍內閣的支持度重新上升，而民進黨仍在內鬥、小池百合子新政黨仍未成氣候的情況下，安倍宣佈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目的就是要趁潛在有力競爭者未足以確實威脅到自己時，延長自己的首相任期，以及繼續推行自己主張的政策。

安倍把握這時機提前大選，其實已足以令執政聯盟保持過半數的優勢，因此他的目標必然是放在三分之二這一界線。而身為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當然希望趁此機會令安倍未能如願以嘗，因此前原誠司就希望借小池百合子近月的強勁氣勢，希望民進黨員以希望之黨的名義參選，從而在比例代表制部份取得更多議席。

縱然前原誠司這設想是好的，卻忽略了一些實際的問題。第一點是明面上的一大問題，前原誠司忽略了希望之黨的立場及組成形態，和民進黨的現況是否配合。民進黨是一個足以執政的大政黨，內部整合了保守派及自由派，因此在政策取態上都偏向中間路線；然而希望之黨則是在小池百合子的強勢之下短時間組成的小政黨，其保守立場明確，黨內政治及政策取態沒大分歧。因此，當前原誠司提出民進黨成員以希望之黨的名義出戰之後，希望之黨則表明只會接受民進黨內保守派系的黨員；然後在競選黨代表落敗的枝野幸男快速的脫離民進黨，以政治理念不合為由成立新政黨立憲民主黨，並拉走了海江田萬里、菅直人等人。

如果單單只是這樣，也只是二分之勢，餘下的民進黨成員仍然大可以投入希望之黨去和執政聯盟相爭，為甚麼又會有「殘留派」的出現？由於前原誠司的建議是民進黨成員以希望之黨的名義出選，因此到底批准哪些成員可以以相關名義出選的主動權就落入小池百合子手上。

若各位有興趣細心研究，不難發現「殘留派」當中有不少民進黨的重量級成員，如上述提及的岡田克也、野田佳彥、平野博文等等，當然也包括前原誠司自己，反而以希望之黨名義出選的民進黨成員都是以地方為主的支部成員或年輕成員，較少為擁有高知名度的資深人士。由此可見，小池百合子「篩選」民進黨成員這一著，其目的在於吸納民進黨的地方勢力及政治資本。民進黨大老們被排除在內，小池百合子個人勢頭強勁，吸納民進黨的年輕黨員及地方幹部後，將有關資本收歸旗下，迅速擴張希望之黨的勢力。小池百合子政治觸覺的敏銳，徹徹底底地將前原誠司打成了民進黨的「罪人」。

再退一步想，小池百合子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這樣對待表面上是「同路人」的民進黨是好事嗎？這樣做之後，安倍政權將再一次獨大，對小池的前途真的有利益嗎？這可以從現況以及小池百合子的出身背景來看。

單就現況而言，小池在9月底成立希望之黨，這黨和「都民第一會」一般，可以說都是以小池百合子的個人勢頭及政治魅力而成。無論小池的勢頭有多強勁，要一下子撼動自民黨這龐然大物，真的有可能嗎？既然可能性不大，何不讓安倍政府繼續獨大，她則可以繼續以攻擊對方為主線，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擴充自己的勢力？

除了現況以外，在分析這次選舉時，更不應忽略小池百合子的背景及出身。小池百合子現在是以對抗安倍政權而聞名，但她到底是從哪裡冒起來的呢？小池百合子由傳媒跨入政界，相信很多人都知，但未必有很多人有留意到她從政的履歷。小池參政是1992年開始，當時受到創立日本新黨的細川護熙的邀請，第二年當選眾議員。該年選舉是自民黨在眾議院議席未能過半，首次正式的政權交替，而細川就成為了首相，小池被選為總務廳的總務政務次官，這是小池百合子的第一次冒起。隨後十多年，小池主要跟隨小澤一朗在各新舊政黨中參政，直至2002年加入自民黨。

加入自民黨之後，小池獲得當時首相小泉純一郎重用，出任環境大臣，當年推行的「Cool Biz」就是她就任時期的政策，根據第一生命綜合研究所預估，單單這項措施的節能效果就高達一千一百億日圓。其後2005年，小泉純一郎推動郵政民營化的法案遭到否決後冒險解散國會。自民黨內部反對聲音愈來愈大，而小泉遭到孤立的時候，小池百合子就是唯一一位頻繁出入首相官邸的女性議員。結果，小泉冒險解散眾議院進行選舉，原本選區在兵庫縣的小池首次換到東京出馬。在小泉純一郎的全面支持下順利當選，自民黨的議席亦大幅度上升至61%。接下來安倍接任小泉的空缺第一次出任首相，小池百合子更被任命為首位女性防衛大臣，雖然任期只有短短的五十五日就表明為自衛隊機密情報外洩而辭職，但當時已經為首任安倍政權的外交及自衛隊明確定位為美日友好。這是小池百合子的第二次冒起，及後更在2008年獲小泉全力支持下參選自民黨總裁，雖然最終高票落敗，但之後亦曾出任自民黨三大職位之一的總務會長。

至於小池的第三次冒起，當然就是現在這一次了。一位和自民黨淵源深厚的女性，甚至可以說是得到小泉和安倍的賞識才得以步步高陞，今時今日卻以攻擊安倍政權為旗幟第三次冒起，到底是真還是假？雖說政界中離離合合是常見的事，但小池百合子的再起，政策取態上並沒有和自民黨有很大分歧，偏偏只是把握了安倍因為「加計學園」的問題及防衛相稻田朋美的失言等而備受攻擊的時刻。那麼，到底是小池百合子憑藉自身敏銳的政治觸覺把握機會，還是和安倍合作的矛盾轉移，背後可能還有很多故事。而明顯的只有一點，就是支持修憲的勢力，在新一屆眾議院內有接近八成的議席（自民黨、公明黨、希望之黨及日本維新會），而反對的僅有立憲民主黨能擔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