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311補選後的八個多月,九龍西再一次迎來另一場立法會補選。兩次補選相差時間很短,把兩者直接比較較和換屆時比較相信能得出更有效的結論,因此這次就嘗試比較一下311和1125兩次補選的情況。
總票數方面,建制派只較上次補選少了約一千票,在分析上大概可以把這十萬票視作建制派的鐵票,無論是誰出選,只要是建制派的代表就可以拿到手。
另一方面,李卓人取得的九萬三千多票亦可以簡單視為傳統民主派的鐵票,而馮檢基取得的約一萬二千票,正正是李卓人和姚松炎之間的得票差距。若馮檢基不出選,這一萬二千票會流到李卓人的手中嗎?這問題相信除了選民自己以外沒人能回答,不過若說馮檢基的出選完全沒搶到李卓人的潛在票源,這明顯是說不通的。(然而更說不通的當然是「結果論」般說,兩人合起來也不夠贏,因此不存在「鎅票」的說法。)
若以簡單二分法,最合理的計算就是把馮檢基所得選票亦歸入民主派的一方,而陳凱欣所得選票則屬於建制派的一方。那麼是次補選和今年三月的補選在選民投票率以及兩方總得票數字均若約,可說是整體格局不變的情況。然而,其實無論是李卓人還是馮檢基,和姚松炎的票源是否有所不同,則屬於值得研究的一部份。
今次補選,選管會在油尖旺區設立了18個票站,在數目和地點上均和311補選完全相同;而在深水埗區的25個票站中則有5個改變了地點,但距離均在五分鐘路程內;九龍城選區則在聖匠小學(G14海心)加設了一個票站,從票站位置及投票數字來看,獲分配該票站的選民在311補選中應該是分別獲編配至土瓜灣體育館(G02馬坑涌)及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G03馬頭角)兩個票站投票的,此外亦有三個票站改變了地點,包括啓德北(G12)及啓德南(G13)的票站位置改變令分佈更合理。因此,在筆者認為在分析時,除了要合併考慮G02、G03及G14的情況外,大致可以忽略票站位置對選民投票意欲的影響。
如上所述,筆者在分析票站投票結果時,會把今次的G02、G03和G14票站結果合併計算,並和G02及G03的合併票站結果作比較,因此合共71組票站投票結果可作比對。
在71組當中,有29組投票數字有所增長,其中包括啓德北及啓德南兩個一直有居民增長的選區,其餘有明顯投票人數增長的選區則大部份集中在深水埗,而僅次於啓德南523人增幅的三個選區,就正正是馮檢基的根據地麗閣(F10:增幅為461人)、民協成員楊彧出任區議員的荔枝角南(F12:增幅為357人),以及石硤尾選區(F04:增幅為325人)。另外其餘六個由民協成員出任區議員的選區(F01寶麗、F05南昌東、F08南昌西、F17荔枝角北、F19李鄭屋及F22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當中,除了F19李鄭屋選區以外,其餘選區的投票人數均有所增長。進一步細看由民協當區議員的七個選區,加上F10麗閣來看,馮檢基在此八區的得票率明顯較平均優勝,可見馮檢基的出選對民協支持者而言明顯有影響力。
不過這是否代表馮檢基就「鎅」走李卓人的選票呢?假如李卓人和馮檢基所得選票均是來自泛民的基本盤,那麼馮檢基得到的選票理應來自當時支持姚松炎的選票,然而當時姚松炎在此八區的得票卻全部低於這次李卓人和馮檢基合計的選票,難怪311當時有聲音怪責民協沒盡力替姚松炎助選呢。由此可見,與其說馮檢基是「鎅」了李卓人票,似乎說馮檢基把上次沒投票的選民拉了出來投票更合理。
除了比較投票人數以外,當然要比較雙方陣容的得票在不同票站的改變情況。
就建制派而言,陳凱欣在71組當中有4組是有過一百票的票數增長,分別是F12荔枝角南(218票)、F18元州及蘇屋(107票)、G13啓德南(324票)及G23愛民(123票)。其中啓德南是因為人口增長而令雙方陣營得票均有明顯增長(得票增長多於100票),但在四區當中,其中三區建制派的增幅是明顯高於民主派,G23愛民選區更是出現民主派票數微跌、建制派上升的現象,數字上更剛好是民主派跌票加新投票人數等於建制派增幅。
就民主派而言,若以李卓人得票獨立計算,當然絕大部份所得票數均有明顯下跌(71組中69組下跌,餘下兩組是因為人口增長而令得票增加的G12及G13)。若進一步比較李卓人的得票變化和總投票人數的變化,71組只有4組李卓人得票是相對地有增長的,即李卓人得票變化較總投票人數的變化為佳(例:F03南昌北選區,李卓人得票減少了131票,但總投票人數減少了156人,相對而言民主派表現有進步),而4組當中最理想的一組亦只為+25(上述例子);若加上馮檢基的選票計算,71組中則有45組是有增長。由此可見,若把馮檢基的得票視作民主派的得票計算,整體而言今次表現是稍勝於311補選的。
若再詳細按選區特質分析,可以見到無論是李卓人還是進一步加上馮檢基,在中產選區的得票明顯有所下跌,相反在基層選區的得票則有所上升。這一點的原因很顯淺易見,筆者就不在此作詳細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