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多海小學的教師在校園內墮樓身亡的事件，相信大家都有關注，而自己身為東華三院的間接受惠者，亦是香港教育界的一員，對今次事件其實感受很深，但始終不了解細節，就不談那麼多這件事，而嘗試從較宏觀的角度分享一下對香港教育的現況及看法。
（一）教育制度
自從改制334以後，因為學生少考了一次公開試，所以壓力就較以前少了？讀書的壓力並不是來自考試，而是來自大學收生制度。當香港的大學仍然是不足以像台灣般讓學生100%升學（相信亦永遠不可能），那就必然產生競爭。大部份希望升學的學生，必定會為那一個學位而努力，壓力亦由此而生。因此，其實學生壓力的來源就是大學的學位，而重中之重就是大學的取錄條件。
香港的大學一直以來基本上只以公開試成績判定一位學生是否優秀以及是否適合入讀某一學科，卻往往忽略了不同學生的特質。為何外國的知名大學除了成績以外都要進行收生面試？因為只有透過親身接觸及了解，才可以看到及了解學生更多。當然只有短時間的面試其實看不到太多，但總較沒有面試為好。然而，香港的大學大部份科目的收生則過於側重於公開試成績，試問希望入讀大學的大部份學生又怎可能在面對公開試時壓力不大？
另一方面，334制度的原意是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學，在初中與高中之間，其實是需要多一次分流，把不擅長傳統學習方法的學生，分流到不同學習環境讓他們發揮所長，從而達到人盡其才的效果。
各位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他們希望為每一位學生找到出路，確保資質、智商不同的學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同時在每個階段都有進階和退出機制，為學生提供多種不同適合自己的選擇。新加坡的小六學生要參加小六會考，這可以算是新加坡學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試。因應小六會考的成績，學生被分成,不同源流，而從中可以透過制度進階或退出，詳細可參考新加坡教育部的圖示 (https://www.moe.gov.sg/images/default-source/album/education/landscape/images/education-landscape-overview-2017.jpg)。
然而香港自從改行334之後，以往中五畢業入讀IVE等技能學院再升讀大學的不同路徑，全部只能於中六後修讀，即變相令不擅統傳統學習模式的學生要再一次在傳統中學中多讀一年方可向職業導向發展。然而，以職業導向為主的教育其實是經驗教育，早一年讓學生向自己擅長及感興趣的方向發展，除了能更早培養他們的能力，亦能讓他們累積更多經驗，而且大部份人的學習能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因此香港整個教育制度對不擅長傳統學習模式的學生而言，基本上是欠缺彈性之外，更是大大削弱了他們的發揮機會。
香港的334制度，欠缺了兩個「三年」之間轉換機制，欠缺了提早讓技能專才得以發展的機會，根本未能學到334制度的精萃，大部份學生都需要讀完六年中學才可向其他方向發展（除非你一直留級，中三後已經到達可以不上學的年齡吧。），根本就不是334制度，而是「64」制度。
（二）教學目標
這一點相對而言較少有人提到，但筆者認為這一點才是我們最需要重視的一點。在這一部份，筆者並不是想談及那些相對虛無的概念，如人際關係、道德等等，筆者仍然是希望把討論集中在學科範疇內教學目標。
我們可以從不同階段的教育開始討論：九年強制教育的目標，就是提供基礎教育讓社會上所有人都有一定水平的知識和能力去應付香港的生活環境，對不同知識都有基本的了解。
然而高中的課程，理想而言像上文提及334制度時已經提及，是希望讓學生能夠發揮其天賦及所長，深化學生的個人能力，為將來高中畢業後的升學或就業作準備。若然學生能於傳統學習模式發揮能力，當然可以繼續升讀傳統學校修讀傳統學科，為升讀大學做準備，而另一方面則應以職業導向為優先，培養社會需要的各方面人才，而後者正是香港中學教育缺失的一大部份。
至於大專及大學教育，則是進一步向學生所選定的專業知識或技術層面深化。說到這裡，相信大家仍然記得我們的政府，說要在大學推行通識教育，這明顯與大專及大學教育背道而馳的科目，可見我們政府對教育的理念是如何的可笑。
（三）教學語言
討論第二點的時候，筆者提到九年強制教育的目標是在於讓社會上所有人都有一定水平的知識和能力去應付香港的生活環境，而香港作為中英文雙語並用的社會，中英雙語是必須要學習的。然而，回歸後政府提出母語教學，讓學生以母語學習大部份語文科以外的科目，名義為讓學生更好理解，實際上卻是讓學生能以將所學知識和英文搭上關係，導致香港人的英語水平節節下降。
其實在筆者讀中學還沒有推行母語教學的年代，其實絕大部份學校（包括筆者就讀當年5個Banding中的Band 1地區名校） 都是「英書中教」，即教材是英文但上課時則用中文，一方面讓學生更易理解所學概念，另一方面亦可讓在不同學科中都需要運用英文，從而有更多的練習機會，而且也能以英文學習到不同學科的概念，為將來升學做好準備。
母語教學最大的問題就是破壞了這種不成文的制度，未能入讀「英中」的學生基本上就不會以英文學習不同學科的概念，將來升學只會更辛苦，因為大學教授可不會替學生翻譯，而欠缺練習機會則間接令社會整體的英語水平亦因此而下降。另一方面學生在「英中」上學的話，政策實行初期時學校真的用全英語授課，結果就是學生成績一落千丈，試問大部份從中文小學升讀的學生，又怎能夠輕鬆地適應全英語授課？到頭來其實也只是在前線實行時變回「英書中教」。
（四）學校管理
自從二千年推出「校本管理條例」之後，學校基本上就由法團校董會管理，美其名是讓每一所學校的管理能更具彈性，更能切合不同學校的需要，實際上卻是問題處處！在筆者看來，這只是政府和教育局把監察及管理教育質素的責任外判，省卻自身煩惱的做法。
法團校董會的組成，其中包括辦學團體所委任的校董（可高達委員人數的六成）、校長（當然成員）、教職員代表（最少一名）、家長代表（最少一名）、校友代表（凡有提名，一名或多於一名）及獨立校董（最少一名）。由此組成可見，其實法團校董會基本上有超過一半、甚至多達八成的成員並非教育工作者，更遑論是前線的教育工作者。他們未必能夠明白有時候教育或管理學校，很多時候不是能夠用其他界別適用的原則或方式去考慮或運作，到頭來往往只是「睇住盤數」，以偏向商業模式維持學校運作，維持收支平衡等等，結果導致教育質素下降、教師工作量上升等等。如果讀者們有留意教育新聞，那些「教學助理需要入課室上課」、「0.1教席（即人工是標準教席的十分一，工作量也聲稱是十分一的教席空缺）」等等，都是自從校本條例落實後才出現的「產物」。
另外，由於教育局不再是直接管理學校的負責部門，而法團教董會並不會頻密地開會，往往做成校長「一權獨大」且欠缺實質監察的情況，興德學校、李多海小學這兩單事件正正是好例子，而這些亦只是冰山一角的極端例子，更多相對嚴重程度較輕的個案，相信在不同學校時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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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香港教育真的是千瘡百孔，上文提及也只是牽涉到宏觀制度上問題，微觀的事件上有多少大大細細的問題，實在難以細數。
現時的香港教育，最嚴峻的是各種不同的問題徹底磨蝕有志者的熱誠，例如有志投身教育界的人難以入行（因始終不推行小班教學而導致空缺欠奉）、已入行的也不停被剝削（已有教育文憑的卻仍要當教學助理、教師合約制等）、教席不穩定導致教師難以長遠發展（合約制教師為數不少是一年合約，然而以DSE課程作例子，整個課程是長達三個學年；另一方面筆者經常都說，做教師的那位都不知道自己明年能否繼續任教，又如何能幫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收生不足導致殺校危機所引伸擔憂及額外的工作量等等，都是令教育界前線工作者感到極大壓力的來源。
其實，近年會選擇做教育的人，筆者相信都是有熱誠的人，畢竟現在並不多常額教席能讓教師有「鐵飯碗」，偏偏香港政府卻一直漠視教育實際需要，令教育質素一再下降，實在讓人心寒。
